2013年4月15日，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第一天。61岁的曾洁穿着病号服，在广医一院胃肠外科焦急等待复查结果。2010年年底被诊断为直肠癌的她，已经做手术切除了将近半米长的直肠和结肠。术后两年多，癌症虽未复发，但拉肚子的毛病一直困扰着她。
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31个城市中，广州的结直肠癌发病率排在全国第三位。
而这种癌症，仅是2 0种恶性肿瘤中的一种而已。据广州市疾控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广州市癌肿发病率达到了265/10万，死亡率156/10万，其中市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更高。全市800万户籍居民中，每年新发癌症病人2 .2万，1.5万人死于癌症。“恶性肿瘤，正变得愈发凶猛。”广州市疾控中心死因监测与肿瘤科科长林国桢说，经过概算，广州市民累计发病率达到32%，市民终其一生有1/3几率患上癌症。
不断上升的发病率
“为什么是我？”对癌症原因的追问几乎是所有癌症患者最为揪心的话题。遗憾的是，恐怕当今世界上最高明的流行病学专家也无法准确回答这个最基本的追问。
流行病学界有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如果谁能够攻克任何一种癌症，世界卫生组织将在总部大楼前建一座与其本人外形尺寸一样大小的纯金塑像。可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的贡献哪怕能够引出这个有趣的话题。
人的所有器官中，只有心脏不会患癌。癌症到底是什么？癌症与什么因素相关？科学家们一直在探寻答案。在去年举办的中国肿瘤学术大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首次系统评估了中国主要的致癌因素。根据乔友林的报告，慢性感染是导致中国患者癌症发病和死亡的首先原因，占29.4%；其次就是主动和被动的吸烟，占22 .61%；再接着就是水果、蔬菜摄入不足，饮酒，职业暴露，环境污染以及超重肥胖、体力活动缺乏、生殖因素等各种致癌原因。乔友林认为，只要合理规避这些诱因，中国总体的癌症死亡中，过半数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
流行病学的监测和调查，一直在追寻着癌症的变化规律。
我国的肿瘤登记工作迄今已有50年历史。但广东乃至广州类似工作的开展，则要溯源到1975年，也就是在那一年，广州市越秀区成为调查点。1992年，依托中山大学进行的第二次调查，初步摸清了当时广州市居民肿瘤的流行规律和分布特征。
1998年开始，广州在全市开展以户籍人口为基础的肿瘤监测，医疗机构收治后上报中大肿瘤医院进行汇总、分析。2003年开始，全市62家医院组成了最早期的肿瘤登记网络，覆盖市中心八区、368.12万户籍人口。
回溯过往，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等诸多综合因素影响，广州地区的癌症发病情况在不断上升。1980年时，广州市市区居民的发病率约为160/10万，2010年时已达到约335/10万的水平，上升了109%。“而多年来，该市区统计人口涵盖的总数并未有太多的变化，大约为30万-50万。”
广州市现有的各种癌症患者，约为6.5万人。
致死肿瘤第一凶手：肺癌
4月19日下午，晚期肺癌合并脑转移患者范有珍，又回到了位于广医一院20楼的胸外科病房，接受复查。从2007年确诊患有晚期肺癌，生存期预计只有“1个月至半年”至今，已经7年了。
统计显示，广州地区的肺癌发病率接近50/10万，在全国居于中游水平。但在所有恶性肿瘤之中，肺癌的死亡率却是最高的。广医一院院长、胸外科何建行教授表示，提升肺癌治疗成功率的关键在于，发现无症状期的早期肺癌，手术干预是最直接的办法。早期一个胸片，能筛除60%的肺癌，一个胸部C T，能发现80%以上，两种影像检查手段的费用，贵的也就300多元。
像范有珍这样的“幸运儿”极少。范有珍也认为，自己的“斗瘤史”没有示范意义。因为这7年，为了逃避死神的追捕，他已经花费了500万元。
广州的监测数据显示，男性恶性肿瘤当中，最为高发的是肺癌，其次是肝癌、结直肠癌、鼻咽癌和胃癌，这五种恶性肿瘤，占全部恶性肿瘤的62%。而女性中排第一位的癌症杀手则是乳腺癌，其次是肺癌、结直肠癌、子宫颈癌和肝癌，上述癌症占全部恶性肿瘤的54%。
全市男女合计发病前五位分别为肺癌、大肠癌、肝癌、乳腺癌、鼻咽癌，死亡前五位为肺癌、肝癌、大肠癌、胃癌、鼻咽癌。
退出第一位的“鼻咽癌”
61岁的曾洁，患的结肠癌，发病率已连续多年在广州呈上升趋势。患病之前的她，“每顿五六个菜，青菜只有很少的一盘，其它都是鱼肉荤腥，也很少吃水果”。广医一院胃肠外科主任雷建告诉南都记者，其实绝大多数的肠癌患者，有着曾洁一样的饮食习惯：长期的高脂肪、蛋白，低纤维饮食。“除了遗传因素外，饮食习惯也被视为肠癌发病的主要原因”。
曾洁的癌症，或许正解释了广州乃至广东癌谱的变化。
数据显示，近10年来，广州市部分癌症发病率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男性大肠癌的发病率从25/10万上升到了38/10万，女性从22/10万上升到了30/10万，分别上升了52%和36%；女性宫颈癌从6/10万上升到了12/10万，上升了100%；女性甲状腺癌从6/10万上升到了11/10万上升了83%；男性前列腺癌从6/10万上升到了12/10万，上升了100%。反而是广东地方癌———鼻咽癌的发病率出现了下降。
鼻咽癌，这种被称为“广东癌”癌症，已经排不进本地发病率的前三。对于这种癌谱上的变化，广东省疾控中心慢病专家认为，这与全国的整体数据相符，反映了珠三角区域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中国癌症防范工作一个尴尬的现实：穷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的发病率还在居高不下，富癌(肺癌、结直肠癌)又在迅猛增长，处在从发展中国家高发癌谱向发达国家高发癌谱过渡时期。
40岁的“癌症警戒线”
2013年4月19日上午，广医一院海印院区肿瘤科。艾腾文步履维艰，面黑如炭，说话间不时喘息。“这两天好多了，我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恢复”。艾腾文坚信自己能战胜病魔。
父母相继中风偏瘫后，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双亲，长达一年每天只能睡两小时。回想起来，那段骤然变化生活习惯的时日，应该为他后来患白血病埋下了隐忧。2011年10月，当时48岁的艾腾文一个星期瘦了20多斤，去医院做了个检查，被诊断患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这种恶性肿瘤的特点是产生大量不成熟的白细胞，聚集在骨髓内，抑制骨髓的正常造血。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出版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在非实体瘤淋巴瘤、白血病的发病率比较中，广州市区的上述两大疾病的发病率分别位于全国第二和第四。“这两种血液疾病，也是受外界环境因素和自身生活习惯因素影响很大的恶性肿瘤。”广医一院肿瘤血液中心主任谭获教授表示。
根据广州市疾控中心多年的监测显示，40岁，几乎是癌症发病的一个分水岭。广州户籍人口中，40岁前的癌症发病率一直比较平缓。但40-45岁则直线上升。比如20岁年龄层的发病率仅20/10万，40岁阶段为180/10万，而到了60岁时就高达700/10万，80岁时为2000/10万……
专家声音
“几乎所有的实体恶性肿瘤，其实是可以通过常规体检、筛查方式早期发现的，要么有肿瘤标志物异常，要么有影像学筛查手段。前期往往每年几百元就能发现的早期肿瘤，一旦拖延到晚期发现，不仅仅是增加成千上万倍的代价，更可能的是夺去宝贵的生命”。———广医一院院长何建行
非典型故事
与肺癌斗争7年花费500万
“七年过去了，我一直用的是进口化疗药物。包括口服的两种和注射的一种，要不是美国药厂的生产线污染了，我还得使用一种美国的药物……”4月19日下午，晚期肺癌合并脑转移患者范有珍又回到了位于广医一院20楼的胸外科病房，接受复查。
“除了PET-CT复查结果还没出之外，其它的检查显示正常。”因为肺癌侵蚀了他一半以上的肺脏，老范的脸色有一种病态的红润。说话声音很洪亮，但经常气促。“不过我的抗癌成功经历，很难复制”，这是他对自己抗癌七年的总结。
2007年6月，某集体企业的老总范有珍开始剧烈的咳嗽，合并胸痛。上医院检查时，结果显示已经是晚期，没有手术意义，生存期预计为1个月至半年。
当年51岁的老范和妻子并不甘心，去了北京，医生看着直摇头，婉转地告知家属准备后事。他们很快来到了广州，医生接手时倒没有说消极话，但随后的两年时间里，老范和妻子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要在医院度过。“头两年的治疗成本也是非常昂贵的，基本上一年100万的样子。后来的五年好一些，也需要每年60万的支出，主要是用在自购化疗药物上面，这不是一般患者能够承受的。”老范自己也能意识到，自己能够延续的生命，和七年来庞大的投入关系紧密。
他和妻子不在意花钱。“只要人还在，总归还有希望”，老范说。
“肺部的癌症不痛、阴影消失了，脑袋里的肿瘤不痛、不长，但就是不肯钙化、消失，还在和我斗着。我一直在等着国家能出新的药品，把它(头部转移的肿瘤)干掉，现在我也只能带瘤生存着了”。这位农民企业家的前51年和医学相关的知识几无交集，7年来的治疗和抗癌生活，已经让他懂得了很多时髦的医学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