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帮他完成最后的心愿。”这份“最后的心愿”，属于钟裕生40年前因结核病去世的胞弟钟兆生。

今年82岁的钟裕生是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名退休干部。今年9月，他在整理家中物品时发现了钟裕生于1966-1969年间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广州市工人医院，下称“广医一院”）和广州市胸科医院（原广州市结核病医院）住院时的笔记及“欠费单”。

钟伯给广州市卫生计生委写信，希望归还欠款，同时将利息一并还上。时隔半个世纪，这张“欠费单”将当年的医患各方再次联系到了一起。

写信请四哥帮还医疗费

钟兆生1937年出生于广州花都区赤坭镇东星村，后因患上结核病，于1965-1969年间辗转来到广州市胸科医院和广医一院接受治疗，并在广医一院胸外科进行了肺切除术及肋骨切除术。

“时间：1966年11月24日，地点：广州市工人医院，经过两周缜密观察，今日与我施行了右肺上、中叶切除术，并加拆除第七肋骨。”

这是钟兆生1966年在广医一院住院时记录下的手术情况。“李（注：施行手术者，李迎汉）于晨皆进入病室看我，询问一般情况，并鼓励我，给我很大的力量”，“医生、病人互相关心、互相鼓励”，让钟兆生“战胜手术的疼痛”，感受到了希望和温暖。

由于手术费用较多，除去公社和生产队给予的补助外，钟兆生还欠下一笔医疗费用。于是，基于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医院同意钟兆生立下“欠单”，明确“分期偿还”。

因病程迁延，钟兆生于1969年再次入院接受手术，加上前期在市胸科医院的治疗，共计入院4次。术后因无法恢复劳动能力，无法偿还欠款，钟兆生遂写信给四哥钟裕生，将所有余下欠款列明，恳请其帮忙偿还。

后因病情发展，钟兆生于1978年1月病逝。

当年月薪65元无力还债

钟裕生共有7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四，与钟兆生关系最亲，日常与钟兆生通信频密，对其在医院的治疗过程很了解，因而感受也最切近。

“当时我弟弟因为手术急需输血2000cc，可他实在拿不出钱，而医院却毫不迟疑地给他输了血，他们的责任心和医德让我很感动。”钟裕生眼含热泪地说起这段往事。

钟裕生从一堆资料中翻出钟兆生写给自己的关于欠款明细的信件，“综合在广州4次住院的医药费，合计：3118.94元，交：1591.42元，欠：1527.52元，其中，欠市结核病医院813.52元，欠市工人医院714元。”

但是，当年钟伯的生活并不富裕，每月工资65元，除解决一家六口的温饱外，仅能省俭出10元寄回老家给母亲购买油盐，更不要说帮胞弟偿还1500多元的医药费了。

就这样，弟弟的这张欠条一放就是50年。直到日前，才又重新回到钟裕生的视线。“以前条件不好，没有能力替弟弟偿还欠款。现在生活好了，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帮他完成最后的心愿。”

他还急切地向医院相关负责人询问起“利息要怎么计算”，当得到“不计利息”的答复时，他眉头一紧，连忙摇头，“不行，不行，该算的还得算”。

归还款项将帮助更多人

在钟兆生的笔记本中有这样一篇文章《无题》，他自诩为“菊花山人”，“向太阳寻求一种奇伟的光，将地球上所有的T.B菌（注：结核分期杆菌）消灭掉”。

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结核病的医学治疗手段非常有限，没有特效药，病人的病死率和复发率很高。纵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医护人员依然遵循“救死扶伤”的理念，对病人全力救治。

“医生当年对危重病人的抢救、减免和补助，全然是出于对病人生命的珍视，病人因此也会更多地理解和尊重医生。”广医一院医务科科长黄伟青说，医患双方就好比同一战壕的战友，只有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才能战胜共同的敌人——疾病。

钟裕生目光坚定地说：“我希望通过我对这段历史的讲述，将医患之间这份真诚的信任，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如何处理钟裕生归还的欠款？黄伟青说，因时间久远，已难以找回当年的病历档案资料。如果他执意要归还欠款，会把款项捐赠给基金会，帮助更多的困难患者。广州市胸科医院医务科科长李艳也说：“我们将把归还的欠款用于日后来我院治疗的困难患者的医疗费用支付，将这份医患情传递下去。”

当听到广医一院和广州市胸科医院对归还的欠款的安排时，钟裕生竖起了大拇指，并赶忙说：“快快快，现在就把还款的账号告诉我吧！”